对比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高通胀现状，刘英指出，二者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包括大水漫灌式的政策导致货币超发、所属区域疫情处在失控边缘，同时均遭受到俄乌冲突下“制裁-反制裁”对供应链的冲击。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已经升级的经贸摩擦提高了关税水平，显著推升了进口商品成本，使得美国消费者不得不为政府的错误政策埋单。正如拉加德所说，虽然美国和欧洲都面临物价飙升，但它们面临的是“不同的野兽”。

　　刘英预测说，欧洲央行年内加息总量可能达到150个基点——这与美国银行证券公司6月6日的预期一致。至于7月的“首次”加息幅度，刘英认为，25个基点较温和，为控通胀可能直接加息50个基点；之后的路径选择将取决于控制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

　　终结负利率时代会否重燃欧债危机

　　2008年后，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促进增长、鼓励借贷，欧洲央行在2012年7月首次将关键利率下调至0%，标志着欧元区开启了量化宽松的时代。

　　2014年6月，欧洲央行将关键利率进一步下调至-0.1%，开始对银行在央行的存款收取利息。在负利率时代，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能以更低成本拆入欧元，转而投资处于加息周期的美元，通过美元兑欧元汇率的提升争取更大的出口份额。欧洲央行之后又连续4次降息至如今的-0.5%。如果今年7月的加息措施落地，将是欧洲央行十多年来首次加息。

　　被迫终结负利率时代虽然一定程度上将帮助储蓄存款回流欧洲，同时推动固定收益债券资金流入增加，从而推动欧元走强，但也有不少声音担忧，随着欧元区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希腊等“尾部国家”的融资成本和债务偿付压力增大，2011年至2012年的欧债危机可能重演。上周，德国10年期基准债券收益率与意大利债券收益率之间的价差——衡量欧元区金融压力的一个需密切关注的标准——升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当前欧元区的经济基本面与金融条件，并不比2011年欧债危机爆发前更好。”华创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5月撰文指出，唯一有显著改善的是，欧洲央行在近几年的资产购买操作后，欧元区“尾部国家”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敞口较欧债危机前更可控。因此，当前欧债危机重演的风险相对可控，但“尾部国家”带来欧元区“风险溢价”扩大的风险不可不防。

　　由此可见，欧洲央行强制性使货币政策正常化，难以彻底解决欧元区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欧元区当前的通胀更多来自供应端的压力而非需求端，但欧洲央行无论采取怎样的政策，最后都只能作用于需求端。刘英认为，长远地看，只有依靠控制疫情、恢复产业链和供应链，才能有效缓解该地区的通货膨胀问题。

　　“当下最为关键的因素可能是俄乌冲突的走向。”刘英指出，欧洲应该认识到，单靠施加制裁无法压垮俄罗斯经济，反而推高了欧洲能源价格、粮食价格，拉高通胀。考虑到利率提升会使需求侧的出口、消费、投资“三驾马车”动力均陆续减弱，也不排除欧元区经济复苏无计可施、未来重回负利率的可能。

　　中国有应对输入性通胀冲击的空间

　　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底统计，过去3个月里，全球央行共计60多次上调关键利率水平，创2000年年初以来新高。欧洲央行也是被迫跟随加入到全球货币紧缩的行列中来，全球通胀持续蔓延，能源、粮食价格接连上涨。这对中国将产生什么影响？

　　对此，刘英指出，输入性通胀冲击风险确实存在，但目前中国通胀整体可控。欧美等经济体在疫情期间采用量化宽松、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这类“非常规”货币政策，可以说“几乎把手上的牌全都打出去了”。与他们相比，中国在控制住疫情的前提下，无须采取“大水漫灌”的政策，更多采取的是以改革手段、创新办法来提高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保留了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不过，未来既要控通胀又要促增长，的确需要中国央行平衡货币政策、丰富货币政策工具。

　　6月2日，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解读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有关扎实稳住经济的金融政策时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境内外环境超预期的变化，我国外汇市场总体保持稳定，也表现出很强的韧性。国务院出台的一揽子货币金融政策，将按照“稳存量、扩增量、降成本、促开放”的总体思路，强化政策引导，发挥市场作用，及时精准惠及受困群体和重点领域，助力稳住经济大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