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南—北”移民的叙事主导着人们对全球人口流动的想象，但近年的国际移民趋势正在打破这一刻板认知。

“南-南”移民规模上已超越“南-北”移民

国际移民组织于本月发布的《2026年世界移民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国际移民总量约为3.01亿人，占世界人口的3.7%。总量稳定增长的表象之下，移民流动的方向和路径已发生根本性转变。2020年以来，“南-南”移民在规模上已超过“南-北”移民，全球范围内国际人口流动约40%发生在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叙利亚至土耳其、印度至阿联酋、缅甸至泰国等“南-南”移民走廊的国际移民体量，正在逼近甚至超越墨西哥至美国、阿尔及利亚至法国等传统“南-北”移民走廊。这意味着，全球人口流动的版图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固守旧有的“南-北”叙事将无益于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全球移民新现实，我们需重新审视当前全球移民治理体系并提出新的方案。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美伊战事等事件此起彼伏，推动着全球移民治理的复杂化。

以中东地区为例，其既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移民的主要接收地。2024年，该地区接收的移民数量超过5000万人，其中包括超过2500万移民工人，向外流出的国际汇款在1000亿美元以上。这些国际侨汇大多流向南亚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是南亚东南亚国家宏观经济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中东地区内部的热点事件也推动了该地区难民数量的快速增长，超过500万的难民使得难民接收和治理问题，已成为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社会的重要议题。

移民治理出现“水土不服”

然而，与日渐汹涌的“南-南”移民浪潮相比，全球移民治理的体系却日趋滞后。现有的全球移民治理体系通过联合国移民网络和国际移民审查论坛等平台及《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等国际契约建立的多边框架进行对话和磋商。这些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仍由传统的移民叙事所主导，议题设置更多集中于边境管理、难民安置、社会融入和移民权利等领域，在治理“南-南”移民时面临严重的“水土不服”困境。

一是，“南-南”移民驱动因素的多元化增加了移民治理的复杂性。根植于“南-北”移民经验的分类治理框架，难以充分回应这一系列不断涌现的移民新动态。区别于就业、教育和家庭团聚等动因所驱动的“南-北”移民，“南-南”移民还与气候变化、人口贩运、政治动荡和区域冲突等问题紧密交织。在南亚，洪水和气旋风等灾害已致孟加拉国数百万人流向印度和东南亚。在非洲地区，区域冲突、经济崩溃和气候灾害催生了布基纳法索至科特迪瓦、南苏丹至苏丹、津巴布韦至南非等新的移民走廊，其移民规模在2024年均超过100万人。

二是，移民权利保护领域存在的明显制度断层，全球范围内针对非正规移民群体的数据积累和制度设计仍相当薄弱，大量“南-南”移民仍处于政策管理和权利保障的灰色地带。虽然各国的政策话语普遍强调吸引高技能移民，但“南-南”移民的主体多为从事小额贸易、小型创业和短期劳务的普通技能劳动者，这些移民往往持短期签证合法入境，却因劳动力市场准入限制等因素逐渐转为非正规或“半正规”身份。

三是，全球移民治理的规范性承诺与可执行的制度机制之间存在脱节，亟需构建一种更具执行力和责任共担色彩的国际协调机制。虽然人权话语在全球移民治理领域长期盛行，但诸如《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等框架缺乏实际约束力，其有效性取决于主权国家的参与意愿。这一困境在北方国家主权意识和边境管理持续强化的背景下已成为一大挑战，在全球南方国家则表现得更为尖锐。不少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的移民管理体系尚不完善，缺少履行承诺的制度和能力支撑。例如叙利亚内战导致约500万难民涌入土耳其等周边国家。如此大规模的难民流动，事实上已超出相应难民接收国的应对能力，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难民保护责任分配的争论。

全球南方要发挥建设性作用

面对这一现实困境与挑战，全球移民治理体系迫切需要一场来自全球南方视角的革新和认知重构。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一员和负责任大国，业已迈出坚实步伐。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组建运行、积极参与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等政府间对话，均表明中国正切实融入全球移民治理体系。全球南方国家要在“南-南”移民治理中进一步发挥引领和建设性作用，需在以下领域有针对性地持续深耕：

第一，推动知识生产，打破北方国家话语垄断。当前，关于来自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的“南-南”移民的深度研究仍显匮乏，许多微观的个体案例被宏大的移民数据所遮蔽。学术界与政策研究机构应加大对西亚、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和南美洲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移民动态的田野调查，以第一手资料揭示“南-南”移民真实的运作逻辑与社会经济贡献，为政策制定提供扎实的学理依据。

第二，搭建对话平台，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协同。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等平台固然是重要的多方协作机制，但其运作难免受“南-北”国家间的张力掣肘。未来或可建立“全球南方移民与发展论坛”等补充机制，以非正规移民管理、难民临时保护、跨国劳工权益互认等议题，团结面临相似挑战的全球南方国家，协商形成契合地区实际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