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溟认为，可以看到央行一直在总量上努力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处于充裕水平，保持货币信贷与实际需求匹配，同时又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价格上引导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同时也要实现银行自身稳健经营，支持银行补充资本金、引导银行负债端成本下行，增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对于内部与外部均衡，则体现在我国货币政策主要考虑国内经济金融形势需要进行调控，兼顾其他经济体经济和货币政策周期的外溢影响。“货币政策首先立足国内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我国货币政策顶住了外部压力，支持扩大了国内有效需求，同时政策调整稳妥审慎。

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标志。专家表示，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美国、日本等央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曾出现过金融脱媒加速，数量目标可控性、可测性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下降的过程，并逐步淡化数量中介目标，转向价格型调控。这也正是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方向。

传导层面，温彬认为，预计将在近两年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优化，畅通由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考虑到当前信贷利率水平已处于历史低位，保持银行息差仍为重要目标，对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的表述，也从去年的‘推动下降’调整为‘促进低位运行’。后续降低融资成本，将更多通过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实现，包括有序扩大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覆盖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