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移民与签证政策再次成为风暴中心。最近，围绕H-1B工作签证的新立法提案与改革方案，引发了科技行业、教育界、移民群体乃至留学生圈的普遍关注。随着“为美国人民服务的高校法案”（College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ct，简称CAP法案）在国会提出，以及国土安全部（DHS）正在酝酿的H-1B抽签改革，美国的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正面临重大转折。

本文章来源于留学生研究社，作者梁晓轩。

7月下旬，共和党议员汤姆·蒂芙尼（Tom Tiffany）与安德鲁·克莱德（Andrew Clyde）共同提出CAP法案，核心目标是取消高校、科研机构在H-1B签证配额中的长期豁免。按照现行规定，H-1B签证每年有65,000个基本名额，另有20,000个名额专供拥有美国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人才。然而，高校和非营利科研机构一直不受该配额限制，能够更自由地聘用外籍教授和研究员。

蒂芙尼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学生辛苦多年拿到学位，却看到高校将高薪岗位交给持特殊签证的外国员工。CAP法案的意义在于让高校真正投资于本土人才，结束那些削弱美国工人的‘后门招聘’做法。”克莱德议员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称“高校长期利用H-1B签证漏洞，雇佣外国人取代美国人，这种做法必须结束。”

这项法案并不追溯既往，当前高校在职的H-1B签证员工仍可在现有规则下续签，直到签证的六年上限。但未来的新聘员工将不得不与科技公司、金融企业的申请者共享同一抽签池。

CAP法案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Wisconsin Right Now》的一份调查显示，仅威斯康星大学系统就雇佣了近500名持H-1B签证的员工，年薪总支出高达4300万美元。支持者认为，这样的外籍雇佣模式在学费不断上涨的背景下值得反思。

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新任局长约瑟夫·埃德洛（Joseph Edlow）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对H-1B签证进行调整，重点是“让高薪职位优先获签”。埃德洛指出，现有的抽签机制过于依赖运气，而非对美国经济贡献度的衡量。未来的H-1B可能通过加权机制分配，优先考虑薪资较高、岗位价值突出的申请者。

这一改革思路部分是为了回应共和党内部的强硬派批评。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最近公开批评部分企业“先裁掉美国员工，再用H-1B雇佣低薪外籍员工”，指责这种做法损害了本土劳动力市场。

埃德洛的观点是：“H-1B应当被用作补充而非取代美国劳动力市场。我们必须确保引进的人才是真正能提升美国经济、服务国家利益的人。”

这种改革若落实，将给STEM领域的留学生和国际毕业生带来新的挑战。过去，留学生可通过OPT（实习培训计划）过渡到高校科研岗位，再申请H-1B。然而，随着高校豁免权的消失，这些岗位也将卷入激烈的年度抽签竞争。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不仅涉及工作签证，也涵盖入籍门槛。埃德洛在采访中还透露，政府计划修改公民入籍考试，认为现有的100道常规题“过于容易”。他表示：“目前的考试只需记忆答案就能通过，完全背离了法律精神。”计划重启特朗普首任期时的更严格版本，即考生需答对20题中的12题才能过关。

这类政策意图在保守派中广受欢迎，但也引发了部分移民权利团体和教育界的担忧，认为这会加剧移民同化过程中的难度。埃德洛则强调，移民必须成为“对美国净正面的力量”，并符合国家的经济与战略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2017-2021年）已对移民体系实施过多轮收紧，包括将使用公共福利的移民排除在绿卡申请之外（尽管该措施后来被法院阻止）。在其二度上台后，移民系统的收紧趋势再次显现。

H-1B签证的问题，也在共和党内部引发激烈分裂。一方面，硅谷企业和科技派领袖（如马斯克）强烈支持H-1B，认为这是美国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关键手段。马斯克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愿意“为H-1B打仗”，因为没有足够的本土技术人才来填补岗位需求。

另一方面，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等强硬保守派则将H-1B视为“骗局”，认为其根本目的是“以廉价外国劳动力压低美国人的薪资”。班农甚至公开表示：“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斗，我相信最终连马斯克也会被我们说服，站到民粹主义阵营一边。”

这种分歧的背后，折射出共和党内不同政治势力对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长期矛盾：是优先吸纳全球精英以保持美国创新力，还是关闭“移民闸门”保护本土就业？

H-1B签证自设立以来，主要面向科技、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高技能岗位，包括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等。签证初期有效期为三年，可再延长三年。若在此期间提交了绿卡申请，则可继续留在美国工作。

然而，签证持有人一旦被裁员，必须在60天内找到新雇主或更改身份，否则就要离开美国。这对近年来经历裁员潮的科技从业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印度与中国公民是H-1B的最大受益群体，仅2023年印度申请者就占到了大多数。

华盛顿移民律师塔米娜·沃森（Tahmina Watson）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的签证体系已经亟需改革。她长期呼吁设立“创业签证”，为希望在美创业的国际人才开辟新渠道。她提醒企业不要被政治口号左右：“如果企业的成功依赖H-1B签证，就应坚持申请，而不必因政治言论而退缩。”

CAP法案的最大受影响群体之一，是正在美国攻读硕博学位、希望留美从事科研与教学的国际学生。长期以来，高校H-1B豁免政策是留学生走向学术岗位的安全通道。但如果豁免取消，他们将不得不与科技公司共享有限的名额，成功率明显下降。

此外，外籍教授和科研人员在美国高校国际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带来多元化的学术视角，也推动国际科研合作。一旦高校在招聘外籍学者上受限，其全球学术网络可能被迫收缩。这对于依赖国际合作的学术项目来说，无疑是一个负面信号。

对中国留学生而言，政策收紧将加大职业路径的不确定性。原本留在校园内做科研、再通过H-1B延续身份的“学术路线”，可能会因为政策变动而需要转向竞争更激烈的企业岗位，甚至不得不考虑O-1（杰出人才签证）或J-1（访问学者签证）等替代方案。

CAP法案目前仍在国会审议阶段，能否顺利通过尚未可知。民主党议员已经明确反对该法案，认为它会伤害美国教育体系的国际化能力。科技巨头和教育机构也在积极游说，试图维持现有签证豁免。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内部正就H-1B的加权抽签方案进行政策评估，未来不排除通过行政手段加快改革进程。

无论结果如何，可以确定的是，美国移民政策的风向已经明显转向“本土优先”。这种趋势对国际学生、外籍教授及科技人才来说，意味着必须更加提前规划签证与职业路径，避免被突如其来的政策变动打乱长期安排。

H-1B签证改革与CAP法案的推出，既是美国国内就业保护主义的体现，也是全球人才竞争格局变化的缩影。对于中国留学生群体而言，这不仅仅是“签证难度”问题，更意味着留美职业规划必须更加灵活与前瞻。

在未来几年里，美国高校与科技行业如何在“保护本土就业”和“保持国际竞争力”之间找到平衡，将直接影响无数国际学生的去留选择。正如一位移民律师所言：“企业的成功是北极星，而政策变动只是风向。关键是要看清楚风向，然后调整自己的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