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寺堡还形成了一整套机制，通过工资待遇这个“杠杆”，引导优秀教师向农村学校流动。

　　 在财政资金支持下，移民区的教育，在“巩固”“衔接”“拓展”的同时，正在为乡村振兴赋能。

　　宁可苦自己，也不误移民

　　 “那时候可把沙子吃美了。”杨金花一句话把时光拉回到1999年9月。那年，她25岁，从海原县教育系统调到红寺堡，给搬迁的第一批移民子女任教。当时的红寺堡刚刚开发，一片沙海，偌大的沙滩上看不到一棵树，“连根拴驴的桩子也没有”。风一刮，即使只隔几米也“相见不相识”。坐在屋子里，也要戴上头巾，房子盖得不太严实，沙子就从椽檩的缝隙里往下灌。一些男老师和女老师一样，穿后跟开缝的鞋，就为方便清理沙子。骑自行车回家，兜里的沙子能掏出半把来。

　　 这种恶劣的条件，磨砺了红寺堡教育工作者的韧性。

　　 2000年中秋节过后，张龙从老家西吉县搬到了红寺堡，在买河第一小学任教，就他和校长两个老师。没有桌凳，也没有教学设施。第一年冬天，学校只拉回去半三轮车煤。为了省出煤给娃娃们用，他和校长在宿舍里瑟缩了一个又一个冬夜。

　　 至今，很多人依旧记得，最初几年，在红寺堡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句醒目的标语：“宁可苦自己，也不误移民”。一个“误”字，道出了为人师者的警醒与担当。“群众太穷了，一口锅、一卷烂铺盖基本就是一家人的全部家当。”张龙感慨，孩子就是一家人全部的希望。

　　 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红寺堡也未曾降低教师的准入门槛。从“老县”调来的老师，一律不超过40岁。2000年年底，和杨国繁一起调到红寺堡的两位老师，就因为超过了年龄而返回了“老县”。

　　 之后几年，随着移民大量迁入，学生增长很快，红寺堡开始通过招考大批量补充教师。“从2003年至2005年，每年招考100多位老师，大部分都是宁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2003年考入教师队伍的童仲志说，“120多人集训了3天，然后再分配到各个乡镇的学校。当时，我们就在街道上跑操，很有气势。这也让很多人看到，考进来了这么多年轻的大学生当老师，把娃交给红寺堡，放心！”

　　 每年补充100多名教师，加之此前基数不大，红寺堡教师平均年龄只有35岁，形成了一支有激情、有活力的教师队伍。在这里，苦教的老师和苦读的学生，师生的相互成就，创造了移民区教育的“红寺堡现象”。

　　呈现“溢出效应”，民风为此改变

　　 民风是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背后深层的文化心理与思维定式，没有外力的牵引，很难得到改变。

　　 “2018年9月，从河水小学调至东源小学时我很吃惊。”当卡世明被调至这所“问题小学”时，多少有点想不通。

　　 “有的孩子真是一点都说不得。”东源村家长“护犊子”出了名，有的学生在学校挨了训，家长会追到学校“骂回去”。久而久之，老师们的积极性也受到很大挫伤。

　　 卡世明一方面与村支书、村主任及部分村民代表面对面沟通，另一方面，与老师们统一思想、真抓严管，校风校纪和教学质量都大为改观。

　　 教育的“溢出效应”表现在民风的改善上。一位领导讲了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十年前，正值秋季农田水利建设，玉米棒子掰掉后，一些村民的玉米秸秆还在地里“站岗”，干部就下乡帮农民收割玉米秆。有的村民不仅不帮忙，还在一旁说风凉话：“我们年年都是这样的，你们干部爱干，是闲得没事干了。”

　　 小手拉大手。孩子们的成长也带动了家长的改变。如今，村民们的玉米秸秆早早被收割成捆，整整齐齐搁在后院，养牛养羊。

　　 迁入地教育质量的提升，也成为人口聚集的“牵引器”。在最初的搬迁中，由于迁出区没有“断根”，移民“两头跑”现象比较突出，也给社会管理带来很大难度。

　　 “一开始对红寺堡的教育不太信任，今天来两三个，明天来四五个，报够一个班，就开一个班，开学报名得持续两三周。”石金海说，现在周边很多县的家长，都想方设法让孩子来读书。

　　 这几年，每到秋天入学季，红寺堡都会增加中小学生近千人。在人们用脚为这片斩断穷根的土地投票的同时，一路繁花正在结出累累硕果。